南京的另一种可能:一个夭折的民国首都计划

文丨余婷婷(方塘书社特约书评人)

“人们来到城市,是为了生活;人们居住在城市,是为了生活得更好。”

1927年的初秋,北伐胜利的国民政府,正式定都南京,进入“训政”时期。随后启动一项宏大的“首都计划”:在若干年内,将南京建造成可与欧美名城比肩的首善之区。这是明成祖朱棣15世纪初改建北京之后的500多年间,中国对首都城市进行的又一次大规模规划建设。

20世纪初,中国初经全球化的洗礼,并付出了惨痛的代价。但新的国民政府甫登政治舞台,便放眼寰宇。南京被翻译成“NanKing”,“king”有国王之意,象征着威严。政府聘请毕业于耶鲁大学的美国建筑师茂飞和他的同事古力治,领衔《首都计划》的编撰,中国青年建筑师吕彦直亦作为专家参与。

茂飞醉心中国建筑设计已经十五载,被学界评为“复兴中国古典主义”的旗手。留学康奈尔的吕彦直,曾是茂飞纽约工作室画图纸的助理,31岁就独自担纲中山陵、广州中山纪念堂的设计建造。

“为百年而设”的《首都计划》,于1929年末集结完成,他们参照国际标准对南京进行了详细的功能分区,仿照华盛顿设置中央政治区,并借鉴天坛祈年殿的艺术风格,设计了中国版的“国会山”,该计划同时对保障房、交通路网、自来水、学区房等,进行了极具前瞻性的规划。

一如《城记》作者王军所言:“它折射了肇始于十九世纪末的西方现代城市规划思潮的形形色色,还牵扯一场规模同样可观的技术与政治之争,见证了辛亥革命终结帝制之后,中国在那个动荡年代里的光荣与梦想。”

诚然,《首都计划》的价值不止如此,它是这个古老又庞大的国家,在现代化历险中的一座里程碑,在新旧文明冲突中,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中,作出高瞻远瞩的判断,中国城市规划的滥觞,亦肇始于此。

一、中国古典复兴与欧美范儿

这是1929年初春的南京。

新铺的中山大道两旁,初栽下的梧桐吐出嫩芽,秦淮河边的桃花,紧裹着骄矜的花苞,等待一缕和煦的春风。

路上车流不多,林荫道正在铺设之中,宏伟的建筑一个接着一个地拔地而起;官员们的小汽车,沿着光亮的柏油路疾驰而过;路旁仿照巴黎,设置了木椅;政客佩戴徽章,军官在武装带上挂着镶金边的匕首,年轻飞行员们穿着皮夹克,商人们则穿着美国品牌的衣服……

南京城郊外,紫金山脚下,中山陵正在紧锣密鼓地建造中,主体结构将近完工,四周仍架着脚手架,孤零零的耸立在山峦上。中山陵是“首都计划”的重要部分,中山陵的建设,也属于“首都计划”的一部分。建成后将作为南京的城市精神地标,也是一座供市民游憩的公园。

中山陵的设计者吕彦直,是一位30多岁的年轻人。戴着金丝眼镜,面容清癯,颇似一位郊寒岛瘦的诗人。他同时也是广州中山纪念堂的设计者。

吕彦直是茂飞的得意门生,并深得其真传。康奈尔大学毕业后,吕彦直留在茂飞位于纽约的事务所内,做画图纸助理。

20世纪初期,在欧美等国,现代主义建筑思潮方兴未艾,几乎所有的建筑设计师都在赶时髦,沉浸于对工业社会的顶礼膜拜中。此时,茂飞却激流勇退,选择了中国古典复兴。14年内,他造访中国八次,先后参与燕京大学、金陵女子师范等建筑的设计。

茂飞与吕彦直游历欧洲、日本、北京,对故宫赞叹不已,认为这是“理想中的建筑”。设计雅礼学堂时,茂飞的依据仅仅是在东京的博物馆里,看过的故宫、颐和园的照片。

在“首都计划”中,中国古典复兴是主要的建筑形式。他们认为,中国素来以文化见称于世界,文化多隐藏于思想艺术之中,而外显者,建筑为其一。而南京为一国之首都,也应是文化精华荟萃的中心,因而建筑形式务必为中式。不是洋房与“中国帽”的拼凑,而应表现中国建筑的内在精神。如果歆羡欧美的文化,全盘照搬到中国,反而会使得自己的“真美”丧失,毁掉南京城本来的魅力。

作为建筑导师,茂飞的理念,对吕彦直影响深远。中山陵正是“改良中式建筑”的翘楚。

1912年4月1日,孙中山约好友胡汉民等人骑马游紫金山,面对秀丽的景色,说了句:“待我他日辞世后,愿向国民乞一抔土,以安置躯壳尔。”当时正是他被迫辞去临时大总统的第二天。

13年以后,孙中山在北京逝世,在弥留之际,又提出愿在紫金山安葬。经当时总理丧事筹备委员会的决议,并经宋庆龄和孙科三次实地勘察,终于确定了中山陵的墓址,并向海内外征集陵墓设计方案。

当时年仅31岁的设计师吕彦直的设计方案,从来自世界各地的40多个方案中脱颖而出,被评为一等奖。整个陵墓设计,鸟瞰如一口洪钟,取“木铎警世”之意。墓道、亭碑、祭堂等建筑,沿着山脉的中轴线排开,建筑主体融汇了中国古典建筑中的斗拱、歇式屋顶等风格,灵堂设计借鉴了西方四角堡垒式方屋。

有人曾在游览中山陵后,作诗曰:“你的一生就是一座屹立的中山陵。”不只是主体建筑,中山陵几乎无处不暗含着深意:整条台阶被分为上面三层,下面五层,台阶总数则是共有392级。其中,上面三层台阶代表的是三民主义;下面五层台阶,代表五权分立;而392级台阶则代表了当时3亿9200万人口。

而在中山路上,“受伤”的梧桐立在道旁,苗木工人对树枝进行了修剪,长至一定高度,这些梧桐会分出三根树杈,向斜上伸展,象征着孙先生的三民主义。

二、仿华盛顿的百年之计

1929年,南京尝试建成中国版的华盛顿,终因战争而中断。但彼时,南京的首都营造计划,在今天看来依然具有价值。

紫金山南麓还是一片荒地,但一个规模宏大,效法华盛顿设立的中央政治区正在详细地规划中。

他们依据近两百年的人口统计,以及民国成立十多年的南京人口数量变化,并考虑到定都南京后人口迁徙,发展工商业后,农民市民化等因素,缜密地推算南京百年后的人口。并且依据纽约政府行政人员的占比,估算南京行政人员的数量。

在对山川、江河、地理的走势进行勘测之后,对南京城内、城外进行功能分区:在紫金山南麓设中央政治区;在明故宫一带设商业区;以中山大道为发展轴,与城南旧区(南唐故城);鼓楼、五台山一带的文化教育区和计划中的市行政区相连,形成一个多中心的带状结构。“避免一部过于繁华,一部过于凌乱。”

以朱元璋在南唐故城之北建造的鼓楼为中心,划出一个覆盖855平方公里的椭圆型市区;市行政区,包括税务、警察、公共图书馆、医院等,设在城墙之内的大钟亭、五台山两处,与中央政治区一样,皆采用 “改良式中国建筑”风格;以同样手法设计的新街口商业区,还采用了20世纪初巴黎总建筑师艾纳尔·赫纳德设计的环岛式交叉路口。一块大型的“ NanKing” 广告牌将被置于最显眼的大楼上。

此时的南京,只有40多万人口,而首都计划里,推算的百年之后的人口,为现在的五倍多,所有的计划,都是“以百年计”。首都计划开始时,连一份依据比例尺标注的南京地图都没有,经过茂飞的一再请示,蒋介石最终允许动用军用飞机进行测绘,考虑到坡度与山峦,还需再进行详细的人工勘误。

在“首都计划”的设计图纸中,夹着一张中央党部的设计稿——这是茂飞的呕心沥血之作。这栋庄严肃穆的建筑是中央政治区的中心,它将牢牢占据着中央政治区轴线的北端,统揽全局。

从图纸上看,中央政治区南北中轴线,从中山陵与朱元璋的孝陵之间穿过,越过紫金山上1500多年前的六朝祭坛。他设计的一期工程包括中央党部,国民政府,行政、立法、司法、考试、监察五院,中央党部在正中位置,其他环列两旁,有如翼辅拱辰之势。此后只需分期分批沿着中轴线向南复制、拓展,即可完成整个政治区的建设。在建筑形式上,借鉴了北京天坛祈年殿的外观艺术,以及西方建筑的结构。此外,在中央政治区内,计划凿筑湖泊,点缀园林,“于庄严璀璨之中,兼擅林泉风景之胜。”

确定中央政治区选址之初,吕彦直与茂飞出现分歧,他偏好拆掉东、南面的城墙,将中央政治区设置在明故宫旧址处,取“居中而治”。茂飞却坚持认为应该设在紫金山南麓,一则依山而建,建筑易“臻于佳境”,二则,明故宫处宜做商业区,地价升值,可增加政府财政收入。设置于紫金山南麓,亦能保证城市多中心、均衡发展。

茂飞的选择,也许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——保护南京的城墙。

三、南京城墙的命运

中国的城市常因江山易主而被大拆大建,作为六朝古都,南京首当其冲。离《首都计划》编撰最近的一次,便是洪秀全统治的十二载。其间,为建造天朝宫殿及城墙,太平军在明故宫拆取砖石,使之沦为废墟;被誉为“中古世界七大奇迹”之一的大报恩寺琉璃塔,毁于1856年的内乱。

定都南京之后,蒋介石欲拆城墙取砖,建设陆军学校,这一类似于“焚琴煮鹤”的行为,立即引来舆论哗然,艺术界以徐悲鸿为主,口诛笔伐。此时“首都计划”的总设计师茂飞态度更是坚决,认为只需要合理的设计,南京城内已有的建筑,都能成为城市景观,不惜一切代价,保护灰色的明城墙。

当时的建设部部长孙科被说服,与蒋介石分庭抗礼。以“首都计划”编撰未完成要求停止拆城墙,以便日后设计。在舆论的夹击、政治利益的平衡中,南京33公里长的城墙终于得以幸免。

随后,与城墙有关的环城林荫大道被提上了规划,类似于欧美国家的环城高架。他们设想汽车时代来临,环城高架可作为快速通道,可避开城区的拥堵。而林荫道,也是公园、绿化的一部分。算上中山陵、玄武湖、莫愁湖等,首都计划里,他们为南京规划的公园面积为14.4%,高于华盛顿和伦敦。

余秋雨说南京“六朝古都,民国余韵。”如果南京仍能被称为中国最美的城市之一,也许正如叶兆言所认为的那样,“首都计划”让这座城市“吃足了老本。”

颐和路,是南京城最美的街区之一,淡黄色的老别墅、砖红色的琉璃瓦,衬着蓊郁葱茏的梧桐,树梢偶尔落下几声鸟鸣。“首都计划”中,颐和路被规划为高级住宅区。南京的将建设四类住宅,除别墅外,还有政府公务人员的住宅,以及平民住宅和保障房。对于城区已有的老房子,尽量不拆除,而是依据需求加以改造。

城市以人为本,城市住宅的规划与每个人休戚相关。对于保障房的规划,他们认为:“个人之经济能力有强弱之不同,而弱者每居多数,以生计压迫之故,一部分人之生活,仅可置重于饮食之一端,而此关系甚大之居住,反不能加以相当之顾及,苟免暴露,即无所求,此种现象,都市尤甚。盖都市居住之难,大有过于村乡也。因是之故,居住之问题,遂成为一重要之社会问题。”

《首都计划》提出,应借鉴欧美各国发展公营住宅的经验,对居住困难者予以救济,其营建费用,或由中央负担;或由中央及地方负担;或由慈善机关负担;银行也可以针对此类需求提供低利息贷款,政府再补贴一定的资金。考虑到节约空间,住宅的建筑不一定要求中式,也无需限定高度。

茂飞们认为普及现代教育,甚为重要,学校的规划是重中之重。参照美国的标准,一所小学容纳700人,推测学校的数量。考虑到年纪小的学生遵循就近入学的原则,学校的选址将靠近居民区。

在“首都计划”中,还对路网、交规、自来水、路灯数量、秦淮河与护城河泄洪闸口等等,进行了科学的计算,系统而完备的规划设计。

四、从首都计划到“梁陈方案”

历史留给人最多的,也许是遗憾。

1929年3月18日,因积劳成疾,吕彦直罹患肝癌去世。留下身后建设中的中山陵、广州中山纪念堂以及方兴未艾的“首都计划”,遗憾长眠,年仅35岁。当年12月,《首都计划》编撰完成,送呈建设委员会。中山陵与中山纪念堂也有吕彦直的朋友、同事督建完成。

当时,《纽约时报》的驻华记者切斯特写道:“这位建筑师与规划师为新中国的首都所做的事情,就像一百年前朗方少校在美国的首都华盛顿所做的那样。茂飞也怀着一个梦想,也许他死后百年也不会全部实现。可是,朝着梦想成真的方向,他是快乐的。这不足为奇!在印度新德里、澳大利亚的堪培拉,建筑师们正在地球上遥远的角落,建造欧洲血统的政府大厦。但茂飞的工作是在南京的古城之外建设中国的首都,他的梦想是把它建成中国的式样。他的任务之一,是说服新中国的领导人——中国的首都就应该是中国的样子。他几乎做到了。”

《首都计划》在南京仅实践了7年,因日本侵华战争而中断。诚然,这一计划的实践价值,远远超于他本身的实践。这个古老而庞大的国家,第一次按照国际标准,采用功能分区规划城市。城市功能分区,1933年被写入《雅典宪章》成为欧洲战后城市营造的“圣经”。而其中关于传统建筑文化现代化转型的判断,亦有高瞻远瞩的视野。

《首都计划》诞生时,五四运动有着十余年的积淀,古老的中国正处在政治、学术、文化、城市等现代化转型的时代,它无意间成为中国在这一现代化的探索与追求中,一个里程碑式的遗影。“City planning都市规划”这一学术名词的滥觞亦始于这一时期,其涉及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近代城市规划影响深远。

茂飞与吕彦直,亦开创“中国古典复兴”的先河。梁思成等亦是踏着他们踩出的道路走来。

1950年,梁思成与陈占祥对于北京的规划,与《首都计划》可谓一脉相承,“梁陈方案”提出,北京应作为政治文化中心,而非工业城市,限制城区工业发展,可避免其导致的交通堵塞、环境污染、人口剧增和住房短缺;建议在西郊设立行政区,保护老城区,形成多中心城市。此外,关于北京城墙保护,梁思成亦是与茂飞不谋而合,他提出了环城墙建设公园,通过合理的设计规划,让老城区古建筑尽其所用。

“梁陈方案”最终被否定,当时的北京市长彭真告诉他:“毛主席希望有一个现代化的大城市,他说他希望从天安门上看下去,到处都是烟囱。”

随后,北京以城市建设为由,拆掉城墙,仅留下正阳门城楼、箭楼和鼓楼,梁思成也只能无奈地,骑在城墙上恸哭。老城区内也开始一轮大拆大建。梁悲愤的告诉彭真:“50年后,历史将证明我是对的,而你是错的。”

世事变幻,白云苍狗。如今的北京,“大饼”已经摊到了七环,雾霾垂天、交通拥堵,单价令人乍舌的学区房,将无数的孩子拒之校外。关于副中心的建设、工厂的转移终于被提上日程,而这与当年的“梁陈方案”异曲同工。重修的永定门、胡同、仿古景点,无疑是莫大的讽刺。无意中暗合了龚自珍的诗:“五十年中言定验,苍茫六合此微官”

孙科是中国最早提出“城市规划”的人,他说,城市规划是“市政学之最理想的而最重要之一部。其功用在规划新都市之建设,或旧都市之改造,使都市一地真能符合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之旨,为‘人类向高尚目的讨共同生活之地’。”

今天重读《首都计划》的意义,也许在于重新反思,到底哪一条,才是构建理想的“共同生活之地”的科学路径。

参考资料:

王军:《〈首都计划〉里的百年大梦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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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名:《首都计划》

作者:[民国]国都设计技术专员办事处 编 

出版社:南京出版社

出版时间:2009年9月

内容简介:

《首都计划》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民国十八年(1929年)所编写的建设首都南京的计划大纲。《首都计划》吸收当时古今中外的建设理念,对抗日战争前的民国南京城的各项建设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,对于今天的城市建设仍有相当的参考价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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